写意花鸟画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向，先是清末民国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家皆以花鸟画名世，使这一画科地位空前提升；后是世纪中叶以后花鸟题材与写意文脉的一度缺失和断裂，又使其落入低谷。直至近二三十年写意精神与重返自然的价值回归，才使画坛重新关注写意花鸟艺术及其对于当下的文化价值。作为七零一代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花鸟画名家，阴澍雨在艺术之途中的成长与创作都堪称一个范例，而他笔下的故园物象，也于笔墨的传达间愈趋松灵简括，在传统根基之上呈现出时代趣味。

　　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笔墨的技法与媒材的认知程度，决定了画者的态度与艺术面貌。特别是新时期至本世纪之初，在市场趣味和文化风潮的影响下，一些画人争相扛举发掘水墨视觉张力之大纛，或绕开笔墨的难度，以解放媒材束缚之名另寻蹊径，或一味追蹈西潮观念，舍本逐末弃笔墨而炫新奇。究其深层原因，对于笔墨范式的认知成为核心问题，如果继续沿着百年以来流行的趋新避旧的社会进化论思路，则对于旧有范式的破坏与创新永远是合法的、更有价值的；但如果站在艺术本质属性的角度，传统范式的永恒性及其可能被激发出的当代性，才最值得探索与发掘。澍雨君为艺，恰是从传统笔墨之正门径直走进去，登堂入室，撷其真意，化为己有，融合了个人趣味与当代生活气息，同时尽力在面对物象、形之于手时葆有一种原初的鲜活感受。

　　阴澍雨生于华北燕赵之地，曾负笈求学于南北两大美院，从南下杭州求学于马其宽、徐加昌先生等业师，到返归京畿师从写意花鸟画大家张立辰先生，于笔墨之意与形制之妙皆有所得。他在江南烟雨湿地中感受过草木葱茏，也在北国茂林田畦间领略过清爽醇厚，正如其自题《种瓜得瓜图》（2013年）所言“吾生于河北农村，田家丰物自幼熟悉，每适秋收时节，瓜果遍地，为一年中最美之季，恰值天清气爽，人心自闲。故园秋景终不能忘也，吾曾游学江南杭州五载，虽有温润物产之丰美，终无北国秋景之朴厚……”于南北地域性情乃至绘事意趣之差异，他的体会真切而深入。澍雨笔下的花鸟，初观时显北人南相之趣，其笔墨看似简率放逸，实则精审微茫，清晰见笔，再细品后又会发现笔意中透射的简劲与粗豪，墨韵中发散的轻快与秀雅。

　　观其新作写生集册（2013年）中，有柿栗秋果一丛，以笔墨运其生机，同时淡墨中求体物之精，十分巧妙含蓄地提示出果实的形态、明暗甚至肌理质感。画中出枝、勾叶筋率劲肯定，果实墨色通透可人，各取其性状，自题“柿暖枝头，栗生于刺壳中，苹果香甜梨松脆，秋果各有其性，同生于农家后园中。”面对自然造化的精妙，屏气凝神感悟每个花果生命的个性，为秋果写像，只有涵泳如此情怀，才能将花草鸟虫世界的精微个性与丰富结构展现出来，进而呈现画家主体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另见其大尺幅的宏观呈现中，新近创作的长卷《微雨野松香》（2014年）取起承转合之开阖章法，卧展松石，古木垂藤，深得松干之苍劲，松针葳蕤以淡淡水渍烘染。澍雨在2011年曾以同题画有一幅立轴，题曰“斜风送微雨，野树起松香”，纵向构图的上下呼应别有一番趣味。时隔三年，纵横图式的构设，显示出他对不同章法布局的驾驭能力，及其所传达意境的微妙差异的把握能力。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提出“隐秀”之说，释其为“文外之重旨”与“篇中之独拔”，近人范文澜注“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隐秀”之气质，在阴澍雨写意花鸟中显现得尤为充分。无论草虫蔬果、野禽鸭雁还是茂卉修竹，澍雨都以轻盈之笔、简约之形，运其朴厚繁巧，在雅净、清淡中求其灵动。这种对于物象的洗练表达，一方面须深入地揣摩传统笔墨的妙谛，注重墨韵色阶的微妙变化，一方面又要精准地省察自然物象，赋予纸上物态以画意真形，并于写意中求精气。虽“隐”而“秀”，寓“秀”于“隐”，写意花鸟画的妙处与难度尽在其中。

　　更堪体味的，是画间的文人气、书卷气。昔日于学院的埋头探研，给予了他对于笔墨写意传统与艺术本质问题的自觉认知。画理与史论的通融互证，也体现出他作为学者型画家的研究意识和思考深度。其硕士论文即以“简率纵意，观物之生”为题，探研陈淳花鸟画风格，博士论文更以“青藤白阳”为主线，对明清花鸟画从写形到写意的转变进行深入的阐述，进而从艺术语言本体的角度梳理了花鸟画的“写意”内涵。而同时，其创作也得于陈白阳之兼工带写画风，并以此确立了自身风格面貌。

　　观其画，味其人，感其清淡豁朗，厚重不迁。一直以来，阴澍雨对于梅兰竹菊等传统题材与农植果蔬等日常物象，皆怀有朴素的钟爱。在研习传统的过程中，他将临仿与写生相融，抚摩感悟，不断精进。澍雨曾举孔子鼓琴于师襄子之例，阐发其对于反复探研梅兰竹菊的理解，“那些隐藏在艺术形式中的，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内在的品质会变得逐渐清晰，触手可及”，在传统题材与笔墨理路的永恒性当中，澍雨感受到那种常驻常新而又蕴藉厚重的精神，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深植于庞杂深潜的根脉，却在繁茂新绿的枝头叶端闪现着灵动生机。

　　愈写愈素朴，愈素朴趋精妙醇厚，进滋入味，阴澍雨写意花鸟的动人之处与当代价值，正在于其创造性地承继了写意性笔墨精义，以笔墨作为一种召唤结构，唤起了观者对于自然与故园的皈依眷恋。诚如恽南田之“摄情”论，先使笔墨生情，方能使鉴赏观画者品其格韵，澍雨写意花鸟艺术的真味也在其间。

甲午岁秋月于中央美院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