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千年的传承所形成的文化积淀，同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之间构成一种错综复杂而微妙的张力。

　　一方面，在传统中国画中出现的形象、符号、形式被大量运用到使用其他媒材创作的作品之中，传统中国画的各种元素也不需要转化，直接拼贴、植入新的形式之中。这样的作品比较容易给观者带来新的视觉体验，在油画、版画、雕塑、装置、影像、设计等当代艺术领域中这类创作很繁荣，人们不会去质疑他们的问题，至少不会以中国画的规范来苛求，但显然这些还并不是中国画。

　　另一方面，除去明显带有实验性的水墨作品，在当代创作中，那些具有传统绘画风格特征的作品仍占据主流地位，恰恰是这一类作品对中国画的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类画家的问题很明显：在当下坚持传统风格创作的中国画家，综合素养与历史上的中国画家相比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画所依托的外部文化环境也发生了改变，而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并未产生大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惊呼，当代中国画发展已经遇到了巨大的“文化困境”。那么，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画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画家”？当代中国画家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应该是怎样的呢？

　　笔者认为，无论“笔墨”怎样因时而异，支撑中国画创作的始终是个人的综合绘画能力。每一种鲜明的艺术语言都是依赖于由技法、程式、形象等多方面的绘画因素。站在造型艺术的角度，国画家应具备扎实的造型基础和对传统中国画技法的灵活掌握，这是时代的要求。从当前的中国画创作人员的构成来看，经过学院教育的画家占大多数，都受过严格的造型训练，这就形成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中国画创作要符合造型艺术的规律法则。在中国画的发展进程中，留下的优秀画家都符合这样的标准。同时，传统文人画家一再强调“人品”、“人格”的重要，而不以形似为追求，不以造型为目的，因此不容否认的是，在当前，仅靠有限的绘画能力也是无法满足时代要求的，诸如“梅花王”、“牡丹王”等等，都很难在这个时代留下痕迹。

　　但问题在于，中国画并非只能固守旧有的程式，一个画家的知识体系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其中自然也应该包括来自于对其他艺术门类、其他与艺术相关学科的知识。这种当代的知识资源一方面为画家的创作提供直接的知识支撑，另一方面则会间接地作用于艺术家。这一点与历代的中国画大师所具备的学识在中国画创作中的作用并不矛盾：都是其中既有与先前的传统文人相重叠的部分，又有所处的时代的新知识与新视野。只不过具体内容可以变化。艺术家的情感应该与时代相联系，生活在当下，也自然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态。毕竟人格性情的陶养，与艺术家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种“当代知识体系”应该体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内在素养，而不是仅仅用笔墨去表现一些高楼大厦、工业产品等等所谓的“当代题材”这样简单和流于表面。与此同时，时代所需要的中国画家，需要对艺术有虔诚的心灵，视中国画为圣洁之物。君不见，有多少打着“创新”旗号的中国画家，以传统有“比德”这一文化理念蕴含其中的梅兰竹菊等题材已经“过时”为旗号，以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竭尽能事地去表现现代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假恶丑，渲染丑陋、暴力、色情，还美其名曰“现代艺术”、“实验水墨”。很多时候，人们总是在感慨文化的缺失、情感的枯竭、笔墨这种语言表现力的苍白等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解决的前提是要求画家要有虔诚的态度。中国画家要从点滴做起——认真地去读一本书；真诚地对待一个画科；踏实地研究一种技法。

　　目前大的社会背景是有利于中国画发展的。社会对于文化的认知逐步提高，艺术创作备受重视，甚至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当前中国画发展的大环境并不亚于历史上艺术发展的任何黄金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需要具备自由运用中国画绘画语言能力的艺术家，同时，他们还应具备现代知识结构与时代情感，而不是一个固步自封、沉湎过去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积极回应中国画向我们提出的时代呼召。

　　阴澍雨（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